扎西才讓是一位出生于甘南的藏族詩人,著述頗豐,不僅有詩作在《詩刊》《十月》《民族文學》等60多家期刊發表,也有入選《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等50余部選本詩作,目前出版有詩集《七扇門:扎西才讓詩歌精選》(2010)《大夏河畔》(2016)《當愛情化為星辰》(2017)散文詩集《七扇門:扎西才讓散文詩選》(2010)《詩邊札記:在甘南》(2018)等等。結集《大夏河畔》時,扎西才讓的文學創作已有50余萬字。對于一位藏族現代詩創作者,地域性和民族性是其詩歌的外衣,但是扎西才讓的詩卻并不是單純呈現地名、宗教、神靈等等外在的東西,而是有靈魂的一種表達,而這恰恰是詩歌最有詩意的表達。這種詩意的表達不僅包含了詩人身處甘南大夏河畔的空間呈現,也有在時間長河下藏民族傳統傳承下來的精神內核,有宗教層面及生命意義上的哲思,甚至還有現代社會轉型中的現代及后現代意味。
 
一、地域性下的靈魂飛舞

        扎西才讓的詩作有著鮮明的地域性,縱觀其詩集及散文詩集大多都以地域命名,如《大夏河畔》《詩邊札記:在甘南》,《七扇門:扎西才讓散文詩選》專有一章“甘南行”。而《大夏河畔》 是以地域分卷,分“卷一 大夏河”“卷二 桑多山”“卷三 桑多鎮”“卷四 桑多人”“卷五 桑奪魂”。卷一中以“大夏河”命名的詩作就不下六首,如《大夏河晨景》《美人魚來到大夏河畔》《大夏河的四季》《大夏河畔的蒲公英》《在大夏河源頭》《告別大夏河》,而其他詩作雖沒有以大夏河命名,但都是有關這條河的;卷二為“桑多山”,卷三為“桑多鎮”,以“桑多”命名的詩作也不下十四首,如《桑多山頂的積雪》《晚風里的桑多山》《桑多鎮秘史》等等。為此詩人還專門寫了一篇名為“尋找河流”的散文詩,在文章中他這樣寫道:“桑多河純粹是我的文學版圖中的河名,若要對位的話,其實是甘南州夏河縣境內兩條河的合并。一條,是大夏河,藏語名桑曲,史書上叫漓水,是甘肅中部重要河口之一,屬黃河水系,發源于甘南州境內。另一條叫多河,也叫格河,是穿越甘南州首府合作市的一條小河。我將兩條河合二為一,稱之為桑多河。”立足桑多河畔,扎西才讓寫了一系列關于地域的詩作。
        2017年扎西才讓出版《當愛情化為星辰》,吉狄馬加為這一系列題為藏族青年優秀詩人作品集,寫了一篇名為《一切詩歌都從“當地”產生》的小序,小序中引用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話:“地方性的東西是唯一能成為普遍性的東西”,并且也為此做了解釋:“詩不是簡單地‘尋根’和回到‘故鄉’,也不是一味的鄉愁和單純地對自然的贊美。詩必須在語言和靈魂中完成命名和發現。一切詩歌都是從‘當地’產生,詩歌應該是有根的,有根的詩歌才有生命力和創造力。”
        地域性,在眾多的評論扎西才讓詩歌的評論者稱謂中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地域性下的表達,是扎西才讓詩歌最大最突出的一個特性。安少龍在其論文《大夏河畔:有一個世界叫桑多——扎西才讓詩集<大夏河畔>的“地域性”意義》就從“地域性”“超地域性”概念本身,神圣和世俗的世界等多層面分析了地域性。陳大為在其論文《白鬃馬穿過甘南——論扎西才讓的原鄉寫作》,雖稱“原鄉”,也是另一種地域性下的分析。胡沛萍的論文《大夏河與桑多山的詩魂——論扎西才讓的詩歌創作》也是在地域特色下談詩人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追求。魏春春的論文《佇立在桑多河畔的沉默守望者》則是從主題意識桑來分析詩人的寫作姿態,而這一姿態是立足于“桑多河畔”。
        如何成就有靈魂的詩作?這種詩意是最難表達的,但是詩人卻始終在努力追尋著。2016年出版的《大夏河畔》,詩人安排的章節是:“卷一 大夏河”“卷二 桑多山”“卷三 桑多鎮”“卷四 桑多人”“卷五 桑奪魂”。從地域到人和精神,詩人并不想把詩作的表達停留在地方名詞這些表面的東西上。如《啞冬》這首詩:“啞的村莊,啞的荒涼大道/之后就能看見啞的人//我們坐在牛車上/要經過桑多河//趕車的老人/他渾濁之眼里暗藏著風雪//河谷里的水早已停止流動/它拒絕講述榮辱往昔//雪飄起來了,寒冷促使我們/越來越趨向沉默//仿佛桑多河谷/趨向巨大的寧靜”詩作是桑多河畔的一個場景,據說詩人是想從親情入手,寫故鄉的人,故鄉的神,故鄉的事,詩人要用本詩呈現藏地眾生的生存狀態。詩人在同名散文詩里說:“我將這場景進行了地域化的處理,也就是說,我要以這首詩來呈現藏地眾生的生存狀態,就這樣,又加入了見證者和參與者(坐在牛車上的‘我們’)……”地域性,是扎西才讓大部分詩歌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但詩人不滿足于做地理名詞的記錄者,生活的記錄者,而是想表達一種深邃的,帶有靈魂飛舞的,帶有生命力的東西。因此詩人也說:“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像野草一樣靜悄悄地成長,又在經歷時代變革的洗禮后榮了又枯枯了又榮,那根,深扎在地里,醞釀著來年蓬勃的生機和燎原的力量”。
 
二、民族性中的深層意味
 
        扎西才讓是一位藏族詩人,他的詩歌中毫無違和感地散發著濃郁的民族氣息,這里有藏地人的生活、他們的精神狀態,他們的精神信仰,他們的民風民俗,寺廟、喇嘛、度母、經客、神山、瑪尼堆、五色經幡等等隨處出現在詩作中。如《桑多人》這首詩:“神的法力無邊,一腳踩出盆地,一拇指摁出山巒。/讓猛虎臥成高高的石山,讓天上的水落在地面,/成為洶涌澎湃的大夏河。//這里農民,在山坳里藏起幾座寺院,在溝口拉起經幡,/讓風念經,讓水念經,讓陽光念經,從正月到臘月,/春夏秋冬,就是四座金碧輝煌的經堂。//有佛光的慢慢消失又突然出現,有大德參悟著經卷,/有法號在空中回響。幾個香客走入木樓,睡在牛羊糞燒熱的土炕上。……”藏地的老百姓盡管篤信藏傳佛教,但原始苯教中萬物有靈的觀念也是深入人心,神造就了藏地的山山水水,老百姓已經接受了藏傳佛教后,修建的金碧輝煌的寺廟中,有“經客”的普通民眾要用牛羊糞燒火,過凡俗的日子。扎西才讓一般不刻意去描寫寺廟、佛堂,但不經意出現在詩歌中的句子,卻讓人感覺到這就是藏地,是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真實的生活。如《途中》一詩:“途中的五色經幡遁入夜色,/瑪尼堆上的黎明又將慧光布滿天宇。” “五色經幡”“瑪尼堆”都是藏地日常景致。《寂語》中“像前村喇嘛崖上的巖畫,/在新煨的桑煙里隱現出身子。”以“喇嘛”命名的“喇嘛巖”,藏地隨處可見的煨桑的桑煙,都出現在扎西才讓的詩句中。
        扎西才讓以藏地的人事為中心,以民族性為中心抒寫情懷。如《七扇門:扎西才讓散文詩選》收錄了作者1992—2010年所創作的90首散文詩。詩集由“邊緣人”、“孤寂者”、“甘南行”、“傷心人”、“雙親淚”、“生命花”、“今生事”七部分組成,故名《七扇門》。以地域和人為中心,抒寫了民族認同、寂寞內心、故土戀情等等多方面的內容。
        扎西才讓寫藏地宗教生活時充滿深層意味,讓人回味無窮。如《圓寂》這首詩的一個場景:“晚歸的人低頭趕路,/他身披袈裟,面色凝重。//身后是越撇越遠的雪線,前頭是七情六欲,豐碩空虛,轉瞬即逝。……”前頭即紅塵,后面是遙遠的雪線,頗有象征意味,“雪線”也許是喇嘛們追求的精神世界,自然界的破壞,全球氣候變暖,“雪線”也許是寓意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對大自然的攫取,對自然的敬畏早已被現代人拋在腦后。
        扎西才然詩作的另一種民族性,則體現在他對民族傳統文化事項的承繼。在扎西才讓的詩作中常常出現一些神話故事、格薩爾人物,如格薩爾大王、妃子森姜珠姆,格薩爾的說書藝人,藏戲人物、高德大僧米拉日巴,六十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以及倉央嘉措的詩歌等等。如《起源》中就涉及到藏族獼猴變人的起源神話以及格薩爾:“神變的獼猴受了戒律,/遠離了普陀山上的菩提。”“我也曾聽說更多的/演繹格薩爾王的說書藝人,/早就化為飛鳥逝于天際。”《雪后》寫到米拉日巴:“那個叫米拉日巴的高僧,/只好在命定的晨曦里,又打開了一卷經書。” 《演藏戲的人》不僅有廣場演出藏戲的描述,也有對故事中心人物“頓珠頓月”“鄭宛達娃”的述說,而關于“鄭宛達娃”也有一篇散文詩,就是對《眼藏戲的人》這首詩的補充,了解了鄭宛達娃的的故事,才會理解靈魂被奪走的感受。在《七扇門》這部詩集里,專門有一章題為“雪域王子”,其中的四首長詩都來自于藏戲故事,分別是《諾桑王子》《勛努達美》《鄭宛達娃》《智美更登》。關于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人寫了一組詩作,分別以藏族的“螺”、“瓶”、“傘”、“網”、“輪”、“魚”、“蓮”、“幢”等吉祥八寶命名,以此來“致尊者倉央嘉措” 。而有一組題為《甘南情歌》的詩歌,是模擬民歌的形式,共36首,如第一首“凌晨放馬,/露里牧羊。/阿姐央宗,/在我家鄉。”在形式上就類似諧體民歌,都是四句。
        以藏戲為中心的《鄭宛達娃》等四首詩原刊于《甘南日報》2013年5月31日,它們是作為一個系列出現的,詩作的前邊都有一段小引,來概述這個藏戲故事,但扎西才讓也不局限于故事內容,常以同情的視角來體驗靈魂被迫轉換的的痛楚。“那么,讓我以王子的形象,/活在親人的痛苦之中。/讓我以鳥的形象,/死在這蒼茫的森林之中。”為此,扎西才讓也寫了一篇散文詩,從電影《猩球崛起》里巫師奪舍法,又一次談到“鄭宛達娃”。在《那遙遠的花香》一詩中,詩人提到了倉央嘉措一首有名的詩《在那東方山頂》“在那東方山頂,升起皎潔的月亮,未嫁少女的面容,時時浮現在我心上。”扎西才讓的詩是這樣寫的:“告別父親的那天,我在琥珀醫院撿到幾枚針頭,/在瑪瑙療養院里,找到了母親遺失多年的病歷。//我甚至在珊瑚公園落滿夜色的長椅上,/摸到了我的女人丟棄的羊骨做成的笛子。//我還追回了清晨的露珠,和晨曦里的鳥鳴,/甚至那遙遠的花香喚醒的我的過去——//修行:東方高高的山頂,升起皎潔的月亮,/還俗:未嫁少女的臉龐,浮現在我心上。”(P47《大夏河畔》)最先寫到非常生活化的場景,而最后的兩句無疑是詩人對倉央嘉措詩歌的一種文學化解讀。在對待倉央嘉措詩歌上,尤其是這首詩,有人認為是情歌,表達對一個姑娘的思念;但也有人認為是宗教詩,禪詩,詩中的少女則象征為度母,扎西才讓用了兩個詞:“修行”“還俗”,卻又另一種意味,觀想月亮則是宗教修行,思念少女則是俗世生活。

 
三、對世俗社會的哲思

        扎西才讓的詩作盡管主要表現出地域性和民族性,顯示其自身生存狀態或抒發幽微情懷,但扎西才讓并不局限于此。他所有的詩作都有著一種對生活的思考,甚至上升到哲學層面。如《我們》“我們出生了,/在饑餓而特殊的年代成長,/又在和平年代,/仰望并思考人類都關注的上蒼。//歲月悄悄地把山岳改成河流,/把飛鳥變為糞土,/把生活在桑多的你、我、他,/裝進她黑暗的腹部。//我們只好渴望著/ 以創始者的形象再次出生,/有著黑色的長發,金色的皮膚,和強大的生殖能力。//如果這愿望能夠再次實現,/那么,我們難道還要種出五谷,/蓋出房子,生息繁衍,/和其他物種瘋搶生存地域?”(P132《大夏河畔》)詩人從自己出生的歷史年代入手,世界重新洗牌,想象人類會重新開始,會變成黑發、金膚,但詩人的思考卻是深邃的,這里也許有對人類攫取的反思,又對缺乏生殖能力的思考,也有人類對物質生活的依賴,而無法以最原始的狀態簡單生活。
        再如《面前的時間》“我不說話,也不思考問題/我徒步行走,世界靜靜的//但風在吹,樹葉沙沙作響/春天剛剛開始//亡靈們從大夢里蘇醒過來/它們的騷動像種籽在暗處使勁//我諦聽著,聽到它們的私語/仿佛草在發芽//它們的愛/仿佛地氣滲出土皮//我終于停止行走,駐留于河岸/仍不說話,漸漸趨向于呆癡//面前的時間/嘩嘩的,川流不息”人盡管說不去思考問題,面對河流,甚至是“漸漸趨向于呆癡”,而這里蘊含的寓意與古希臘哲學家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類似,時間與河流是怎樣的關系?詩人沒有講,但卻能感受到詩人如哲學家般的思考。
        散文詩這種文體更適合表達哲思,在扎西才讓的散文詩中,表達哲理意味更是突出。如《人類的垃圾》中扎西才讓引用的卡夫卡的一句話“像一條秋天的道路:還未來得及掃干凈,它又為干枯的樹葉所覆蓋。”扎西才讓領悟到:“恍若我追尋的答案,又似乎在隱喻另外的問題。”在扎西才讓的散文詩中,“垃圾”并不單純是物質的東西,也有屬于精神層面的東西,包括詩人自己的詩歌、散文、小說。甚而有教育、城市規劃、造福一方等等。在《虛幻的情人》中作者在思考三個問題“如何帶領人民過上好日子?政治家在思考這個問題。如何帶領家人過上好日子?我的父親在思考這個問題。如何讓情人過上好日子?我在思考這個問題。”但作者思考出一種本質,荊棘和鮮花是一樣的,下水道和地鐵也是一樣的,因此,情人在詩人眼里就顯得頗為“虛幻”。這也類似《紅樓夢》中的“太虛幻境”,“假作真時真亦假”。
        扎西才讓曾在《詩邊札記:在甘南》自序中說:“人一過四十,就想找到靈肉的歸宿: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在這樣的追問中,越來越看清楚了自己的處境——過去的四十多年,只是偏執地追問這三個終極問題的精神求索過程。后半生,還得如此這般苦苦掙扎,像蜘蛛困守于網上,像戰士深陷于無物之陣。幸好,還有文學,可以作為我前行之路上必要的物器,記錄或彰顯自身的生存狀態和幽微情懷。從詩歌到散文詩,從散文到小說,我慢慢找到了擺脫人生困境的方式:發現,反思,并呈現。”在詩人的一篇題為《墨魚》的散文詩中,詩人同樣對“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做了文學上闡釋。詩人對“我是誰?”的回答是“我是只野獸,有著野蠻的肉體。”“從哪里來?”的回答是“我想面對大河彌漫的黑夜,訴說我陳年往事。那預示吉兇的經卷在今夜打開,明天,也不會被圣僧收進盒子。”“到哪里去?”的回答是“我從深林里串出,撲進幽暗的水里,腳被水草纏住,發被激流帶走,呼吸也被窒息,絕望由此開始。”[6]詩人是做了一種文學化的回答,人類在此生的迷茫也如“墨魚”一般,詩人就是桑多河中的“一尾墨魚”,迷茫的狀態不知道該走向哪條路。

四、桑多河畔的現代感及后現代意味

        立足民族地域來寫詩的詩人,他們的詩作給人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民族意蘊十足。扎西才讓雖立足于桑多河畔,但他有些詩卻不是如此,詩歌中的人和事,呈現的場景,表達的感受卻有很強烈的現代感及后現代意味。詩人生活的時代是現代社會,詩歌中有很多生活化的場景,就是偏于一隅的桑多河畔也是如此,同時詩人用隱喻、反諷、疑問等等手法呈現,讓詩作的后現代氣息十足。
        扎西才讓從來不規避身邊的現代事物,如桑多小鎮出現的新事物,廣告牌、牦牛雕像、長途大巴車等等都可以進入他的詩歌,而私營老板重感冒患者、蘋果手機、少女的牛仔褲也會成為詩作的內容。雖然詩人也說到“你的美臀會要了我的命”說到私營老板的“高原魂般的氣度”。這些都是甘南小鎮桑多鎮所存在的。
        后現代性在當代的詩歌中是一種思想風格,它置疑生活中很多習以為常的客觀真理,不信任任何單一的價值觀、倫理思想等等。扎西才讓的詩歌就常常顯示一種后現代意味。在《桑多鎮秘史》中詩人是這樣描述的“羚羊剛剛離去,墾荒者就來了,騎著白馬扛著紅旗,/與土著結婚生子,建造了寺院和民居。/——在他們進入歷史課本之前。”正是對正統歷史書寫的巨大反諷。在《桑多少女》中有對少女類似神女般的贊美,也有對其青春感受的留戀,但到如今的桑多鎮,卻是“有人路過桑多鎮,看到桑多的櫻桃紅了,/桑多的秋天深了,桑多姑娘扎西吉早就成熟了。/她就站在一面廣告牌下,像個失足的少女。” 《雨雪后的桑多鎮》仍是后現代意味濃郁,“如果把這樣的景色畫下來,我們就可以回到寫實主義的那個時代。我們在這樣的場景中散步,將回到資本家的兒女漫游世界的那個時代。我們從街上回來,圍著火爐吃土豆,話稼穡,將回到人民剛剛當家作主的那個時代。”三幅場景呈現的,是以不同立場表達人們的感受,寫實主義的時代呈現的貌似是一幅風景畫;資本家的時代,則需要人們的想象;圍著火爐吃土豆的狀態則是建國初的那個能吃飽就幸福的時代。不論怎樣最后呈現的畫面卻是廣告牌下賣紅薯老人和一輛在寒風中緩緩駛來的汽車。一種巨大的后現代意味就此生成。
        扎西才讓的詩,詩意豐富深邃,蘊含了多層意味,大多數詩能從地域性入手,成就一方天地;有些抓住獨特而鮮明的民族意味;有些能思考人生終極問題;而有些詩呈現出的象征寓意的后現代性。扎西才讓的散文詩更能夠成就其詩歌的豐贍深意,讓人們從現代詩歌的享受中讀出更多的意蘊。

原刊于《阿來研究》第十輯

        栗軍,女,滿族,遼寧省遼陽市人。現為文學院大學語文教研室副教授。1996年畢業于西北民族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10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96在西藏民族學院工作至今,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及大學語文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論西部邊地散文的魅力——馬麗華、沈葦散文比較》《創作中的空間開拓——試析徐坤小說創作的多向度探索》《史詩的繼承與超越——對阿來長篇小說<格薩爾王>的解讀》等10余篇學術論文。
 
        扎西才讓,1972年生,甘肅甘南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甘肅省作家協會理事,甘肅詩歌八駿之一,中國詩歌網駐站詩人。作品被《新華文摘》《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小說選刊》《詩收獲》轉載并入選《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中國好文學》《70后詩歌檔案》《中國年度詩歌排行榜》等60余部選本。獲《飛天》十年文學獎、紅高粱詩歌獎、唐蕃古道文學獎、甘肅黃河文學獎、儲吉旺文學獎、海子詩歌獎、甘肅省敦煌文藝獎、三毛散文獎等獎項,榮膺“甘肅省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榮譽稱號。著有詩集《七扇門》(2010)、《扎西才讓詩歌精選》(2015)、《大夏河畔》(2016)、《當愛情化為星辰》(2017),散文集《詩邊札記:在甘南》(2018)。